徐景贤：马天水为什么死在精神病院

徐景贤：马天水为什么死在精神病院

在一九七五年的那段日子里，邓小平负责中央的日常事务。他趁机在陪同外宾访问上海的途中，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进行了一次私密会面，意图将这位自三十年代便投身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从“四人帮”的势力范围内解脱出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天水非但未接受邓小平的好意，反而立刻将谈话内容密报给了“四人帮”。更进一步，在次年二月中央召开的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公然站出，对邓小平进行了揭发，此举无疑是对邓小平的沉重打击，令其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1、老“马”经历

马天水，1912年诞生于河北唐县，早年投身教育事业，担任小学教员。自青年时期起，他便毅然投身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洪流中。193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晋察冀解放区投身于地方建设。全国解放之后，他被调往安徽省，担任省委副书记一职，主要负责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进入五十年代，马天水再次被调任，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注于工业领域的发展。

马天水，身材挺拔却略显佝偻，早年便已脱发，那圆润的秃顶让他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要老，以至于不到五十岁便被毛泽东尊称为“马老”，随后众人亦纷纷以“马老”相称。他的着装简朴，常着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脚蹬长统纱袜与圆口布鞋，不沾烟酒，堪称“工作狂”。日复一日，他穿梭于众多工厂之间，所至之处，或与干部、工人亲切交谈，或亲自参与劳动，在炼钢炉旁挥铲清理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因此在上海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鉴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工业生产的状况了如指掌，他成为了中共上海市委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无论是柯庆施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是陈丕显执掌这一职务，都对他寄予厚望。即便张春桥接棒成为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亦依然将马天水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扪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候补书记，但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权所不满，在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騒，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1966年年底，上海市委尚未遭受覆灭之先，徐景贤便在市委写作班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自与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取得联系后，徐景贤便在市委机关内部竖起了“造反”的大旗。彼时，姚文元便通过保密电话，由北京传话于徐景贤，传达了张春桥的旨意：待市委内部“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之际，徐景贤需设法争取、分化市委阵营中的马天水。至1967年初，随着上海一月的夺权运动告捷，张春桥、姚文元重返上海，并多次与各派群众组织的头目进行沟通，力图尽快“解放”马天水，以协助两位出身于“秀才”的张、姚二人，更好地推动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到了1967年2月23日，张春桥在上海全市大会上公开发言：“马天水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并无独到之处，他人言亦言，人语亦语……解放马天水尚有一丝用处，他在电话联络经济工作方面，比我更为娴熟。”

马天水

在张春桥的幕后推动下，马天水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于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展开了“反戈一击”，卖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与市长曹荻秋。马天水的这一举动赢得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认可，以及“造反派”的同情与理解。因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马天水被赋予了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职责。

2.向张春桥、王洪文效忠

“以桃报李”，这句古语在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风暴中，得到了生动的演绎。当众人齐心协力，意图将张春桥拉下台时，马天水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为张春桥辩护。那一夜，在上海外滩市革命委员会的宏伟大厅中，徐景贤同志主持召开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马天水严肃地声明，他对春桥同志的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春桥同志未曾被捕，未曾入狱，未曾有过一日之囚！任何对张春桥的“炮打”，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的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

姚文元与张春桥

在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马天水起初甚至未获九大代表之位。然而，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张春桥与姚文元灵机一动，决定起用这位熟谙路线的“老马”，遂临时将他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马天水做梦也没料到自己能跻身中央委员会，当选后，他即刻被紧急召唤至北京，出席九届一中全会。突如其来的喜悦让他激动不已，下飞机后便匆忙入住京西宾馆，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充满感激的信件，翌日便亲自将此信递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我与洪文同志共事多年，他在分析问题、处理事务上极为全面，绝非那种鲁莽行事之人。在我看来，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时的表现，远胜于我！”

“自您赴中央任职以来，我深感您在思想觉悟、分析问题以及言谈举止上均有显著提升，见解深刻，论述全面，对我启示良多。”这番赞誉让王洪文感到谦愧，他连连摆手，谦虚地表示实不敢当。

3.他是摇鹅毛扇的人。

马天水的言行举止，无不彰显：自他重返工作岗位以来，已将个人命运与“四人帮”紧密相连；他站在“四人帮”的立场审视邓小平，对其评价极低。1973年3月，毛泽东作出指示，让邓小平重新工作，党中央随即发布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并附上邓小平向中央提交的《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件后，决定向中央发送电报，表达支持。在讨论中央文件的过程中，时任上海市委负责人的马天水表示：“邓小平复出工作，我实在未曾预料，他曾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幕后推手，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我对他的了解颇深，昔日他外出视察，乘坐专列时热衷于打桥牌，抵达目的地亦不下车，而让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邓小平同志曾为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效力，摇曳着鹅毛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痛定思痛，决心纠正错误并进行了自我反省。如今，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宽宏大量下，决定恢复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对此我们表示坚定不移的拥护。

马天水签署了电报。数月后，上海几位领导赴京参与中央工作会议，途中与张春桥相遇。张春桥在私下与马天水及我们进行交谈时，特别点出了上海市委所发的表态电报。他批评道：“你们为何在电报中提及资产阶级司令部中那些摇鹅毛扇的角色？”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略显尴尬地以掌轻抚光洁的头顶，向张春桥坦白道：“那是在我们讨论之际所提及……对他，我们心中存有几分疑虑……”

张春桥不满地抱怨道：“你们真是愚笨！为何不直接发一份简洁明了的电报表达支持呢？你们难道没想过，这份电报一旦送达中央，需经政治局和相关部门审阅，邓小平本人也会看到，他看到后会作何感想？”

“嗯，确实如此，我们的考虑确实不够周全，”马天水突然恍然大悟。

尽管张春桥此次提出了批评，他却并未动怒。马天水由此深知，张春桥的见解实则与我们数人相吻合，唯一的不同或许在于那份电报，其措辞过于直白，手法略显笨拙。

“邓小平在工厂里不断询问干部与工人的计件工资实施情况，他的作风依旧老派。”

4.马天水拟写信给毛泽东。

“将国民经济提升至重要地位，是任何国家都能认同的修正主义口号”，“我们上海的钢铁产业，正是通过批判‘唯生产力论’而实现飞跃发展的”。

在邓小平对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的整顿议题发言传至上海后，马天水夜不能寐，情绪激动地表示：“我仔细研读了邓小平的讲话，觉得其中有些问题。他提到工业需要整顿，认为问题‘积重难返’，这未免过于悲观。他提到‘矫枉必须过正’，这让我们感到困惑，究竟是要纠正到什么程度？这难道不是在寻求偏差的纠正，而非回归文革前的旧路吗？”

“看来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的人并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深谙其道，实则理解有限，常常自以为是，动辄对人进行指责，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缺乏深刻理解的一种体现。”

徐景贤

徐景贤迅速将这份批示转交给了马天水。马天水览毕批示，内心颇感震撼，因为这份批示显然是针对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所作报告及姚文元所撰文章中有关抵制经验主义的观点而作出的；而那段批评“动辄训斥他人”的文字，难道不是在指摘江青吗？毛泽东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发生了何种变故？……

马天水与徐景贤均感难以断定，亦不便贸然询问。在此情形下，马天水回想起那起“摇鹅毛扇”电报的往事，决定暂缓观察时局后再做决定，于是，他暂时将致信毛泽东、揭发邓小平的计划放到了一边。

5、王洪文来电

自然，邓小平并未洞悉马天水的隐秘心思与深层行为。两人之间，观点南辕北辙，截然对立。对于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联系，邓小平评估不足，便利用陪同外宾访问上海之机，试图对这位他在文革前便结识的老干部施加影响，此行亦可视作一种“挖墙脚”的策略，意图将马天水从“四人帮”的阵营中分化，争取其转向。然而，邓小平未曾料想，这次行动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与后果。

1975年6月12日，这一天，邓小平先生陪同贵宾菲律宾客人抵达上海进行访问。在6月11日的深夜，马天水的办公室里，那部红色保密电话突然响起，来电者是远在北京的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

“马老，注意了。后天邓主任将陪同外宾前往上海，他有可能与你进行交流，请提前做好准备……”

“这回他要和我谈些什么呢？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做好准备……”马天水显得有些紧张，因为他对于邓小平此次访问的意图一无所知，对中央政治局最近发生的事情也毫不知情。因此，他打算向王洪文探询一二，以便更好地明确自己的立场。

“你只需准备相关材料，深入探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容，特别是上海在此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他进行口头汇报即可。其他事项，无需过多涉及……”，王洪文巧妙地回避了马天水所询问的敏感问题，仅给出了这一建议。

“嗯……我这就着手准备……”马天水犹豫着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提前预警，让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心中更加忐忑不宁。

6、邓小平找马天水密谈

六月十二日，邓小平如期抵达上海。夜幕降临之际，他刚刚将伴随其整日的贵宾送走，随即指示秘书拨通电话，通知马天水前往瑞金花园中邓小平的居所进行拜访。

客厅内灯光璀璨，宾客落座，服务员奉上茶水后便悄然离去，沙发上仅剩邓与马两位。马天水率先展开寒暄，关切地询问邓小平的健康。随后，邓小平开口问道：“马老，你们近期都在关注哪些工作……”

“我们目前正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将其内容公开发布于网络，树立了数个典范……”马天水详尽地陈述了他事先准备的材料。

邓小平对此显得并不感兴趣。他短暂倾听后，显得有些不耐烦地截住了马天水的讲话：“马老，咱们都是资历深厚的老同志，有些事情理应相互沟通……近期，毛主席对某些人批评经验主义的做法感到愤怒，并亲自批示了一项内容，你是否有所了解？”

“我知道……”

“知道啦，谁说的？”

“这……”马天水一时措手不及，未及编造谎言，唯有坦白相告，“系由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事……赴北京参加某会议时带回的消息。”

“这事儿你考虑过吗？在他们倡导的经验主义中，中央这边有哪位代表性人物？而各省市又是谁在代表这一观点？”邓小平的目光紧锁在马天水的脸上，语调缓缓，拖得长长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恐怕就要有人受到牵连了。”邓小平的四川口音使得“牵连”两字显得格外沉重，马天水顿时一惊。

“这……我竟未曾得知……”马天水随着邓小平话语的越发直白，只得佯装无知。

“向你透露此事，乃因你在上海负责工作，此类重大事宜需格外留心。邓小平转身瞥了马天水一眼，继续透露内情：‘他们正进行批林批孔运动，采取‘三箭齐发’的策略。甚至有人声称，这标志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起点。你对此有所耳闻吗？实际上，是毛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的走向呢！’”

马天水心潮澎湃，脑海中闪现的，竟是江青的身影。他清晰地记得，在批林批孔的初期，江青曾就十一次路线斗争发表过言论。随着局势的日益复杂，邓小平不仅直指张春桥、姚文元，更是将江青的名字牵扯其中。马天水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紧咬嘴唇，坚决不发表任何意见。

如今，媒体频繁批判“唯生产力论”，使得谁还敢积极推动生产发展呢？再者，将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这实在荒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劳动多，报酬多，本应是合理之举，却也被冠以资产阶级法权的标签。这种说法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否站得住脚？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何益处？这些问题，你是否曾深思过……

“上海虽批准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但生产水平依然有所提升……”马天水不便直接表达反对意见，仅是在喉咙深处低语了一句。

邓小平轻拂过茶几上烟灰缸中的烟蒂，随即转换话题，巧妙地询问马天水：“你在京城可否有相识的老友？”

“熟人众多……”马天水困惑不解。

“您认识先念同志和余秋里同志吗？”邓小平继续询问。

“我与他们可谓交情匪浅……”然而，马天水仍旧无法参透邓小平那深不可测的心思，他究竟在筹划着什么。

“今后若您来北京，不妨联系他们……或者，您也可以直接莅临寒舍，与我面谈。”邓小平终于道出了最为关键的言辞。

“哎呀，竟是这样，他是让我直接向他求助，不必去麻烦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这么做合适吗？”马天水虽历经沧桑，但斗争经验丰富，迅速领悟了邓小平的指示。然而，内心所想并未直接表达出来。

“嗯……我与先念同志交情颇深，以往在经济事务上遇到难题，也常向他寻求帮助。”马天水巧妙地以含糊其辞、转移话题的策略，巧妙地避开了核心问题的探讨。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7、姚文元说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

马天水告辞主人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捉摸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撃江靑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唷，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徐景贤当面替他鼓劲。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过了几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说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通给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謡，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洪文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8、批邓的“重磅炮弹”

过了一段时期，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徐景贤和王秀珍听、让他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自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同时作了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批给政治局了，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

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演示文稿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狠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昵？”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演示文稿。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

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老马走后，由谁主持上海的工作，请你们考虑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过去的几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中，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都兼遇国家计委主任。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在国务院领导人选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9、马天水疯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泽东病重，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0月7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可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上海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经验教训劝慰和告诫徐景贤和王秀珍说："这是路线斗争，检查时态度要好，帽子要大，内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经验，不久就会站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马天水彻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一九七八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一九七八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闵行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牵挂着吴泾的热电厂、金山的石化总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时年七十六岁。